写日记之前，我忽然想起，需要说明一下自己的来历，免得让秦?你看着糊涂。

我姓秦，叫秦寿生，爸爸是个不安分的农民，妈妈是个下乡知青。

对父亲和母亲为什么结合，为什么会生下我？我为什么会被称为杂种？这些疑问伴随我很长时间，直到我的孩子也被人骂做杂种，我才知道杂种的含义。

我的父亲叫秦开泰，据说他还有字，叫三元，很有古人的风采。

字是我爷爷找人给起的，希望我父亲能够好好读书，连中三元，道途通畅。

我爷爷的想法是好的，代表着父母望子成龙的想法，很正常。

可惜，随着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发生，我爷爷望子成龙的想法，都化为泡影。

我父亲那时正读高中，属于村里有名的文化人，很有希望考上大学的。

文革一开始，我父亲就被这浩浩荡荡的政治运动吸引住了，全身心的投入进去。

投入到什么程度呢？他和村里的少男少女们一起，组成了“远征军”，准备重走前辈们的长征路，感觉一下两万五千里长征的滋味。

我家在北方，离那当年革命前辈们的长征路线有十万八千里。要是走过去，一年也走不到。

那时，狂热的政治气氛渲染到每一个人。大家都有着深刻的政治觉悟，对别人说的每一句不合时宜的话，都会记在心里。说不定啥时候都能提出来，给你按上“反党、反革命集团”、“四类分子”啥的罪名。那样的话，对不起了，大牌子，大帽子套在脖子上，戴在脑袋上，到处游街，挨揍，滋味可是不好受的。

我爷爷虽然常常揍我父亲，可在那个时代，面对一个红卫兵铿锵有力的声音，也只好闷着脑袋在那里抽旱烟，生闷气，却不敢说出反党，反革命的话来。

那个时候，夫妻、父子之间互相出卖的事情比比皆是，人们之间失去了基本的信任感。

我爷爷害怕，我奶奶可不怕这个自己“拉出来”的儿子（奶奶语）。

奶奶拿着扫帚，将我父亲一顿胖揍，也没熄灭父亲心中的革命火焰。

爷爷见奶奶在那里抹眼泪，哼了一声，对忙着给儿子准备衣服的奶奶说：“这些小畜生不知天高地厚，要去就去吧。什么都不用准备，反正路上有接待红卫兵的站点，饿不死他们。不用三天，他们就得灰溜溜地回来。”

我父亲他们没有爷爷估计的那么革命，第二天就乖乖地回来了。不过，也不是没什么收获，父亲他们带回来一些下乡知青。

父亲他们不是被饿回来的，是被累回来的。

那个时候，全国各地都有接待红卫兵的接待站。

红卫兵们走到哪里，都有吃、有喝、有住的，和大爷似的。

我父亲他们背着行李，走了一天，累得半死。

好容易找到一处接待站，几个人如同见到亲人，热泪盈眶地冲了进去。

接待站的条件不错，大白馒头、白米稀饭、大白菜要多少给多少，让几个饥肠辘辘的年轻人好一顿狂吃。

大家吃完晚饭，像死猪似的，一直睡到第二天中午，才懒懒地起来。

只用了一天，我父亲他们的革命热情就消散得一干二净。

几个男女心中都打了退堂鼓，却都不好意思先提出来。

这时，一群下乡知青涌入了接待站。

这其中，就有我的母亲在内。

就因为这次的相遇，才有了我的诞生。

我心中一直怀疑：性格倔强的父亲，为什么会冒着让他父亲嘲笑的风险，放弃了重走长征路的志向呢？是不是因为他对母亲一见钟情呢？

可惜，父亲对这个问题最为忌讳，没有人敢问他，我也不敢。

母亲为了回城，无情地抛弃了父亲，让父亲受到人生中最大的打击。从此，父亲就拿酒当老婆，整天喝得醉醺醺的。没等我成年，就去世了。

母亲是在我六七岁的时候离开的（具体日子我也记不住了）。

我只记得母亲的眼泪打湿了我的衣服。那时候的我，除了哭，什么也不知道。我只知道母亲要离开我了，可能我永远也见不到母亲了。

好像母亲当时许诺，以后要将我带到城里去，才哄好了我，匆忙离开。

对母亲的离开，村里人并没有如何骂母亲薄情的。据说，这是因为父亲“强奸”了母亲，有了我，母亲才无奈和父亲一起过日子的。两人一直没有登记，就在那里凑合着住。

城里的生活对母亲有着莫大的吸引力。所以在有回城的希望后，她断然放弃了自己心爱的儿子，回到城里生活去了。

母亲走了，我就失去了幸福。村子里的小孩骂我杂种，爸爸骂我贱种，除了爷爷奶奶、一个和我一样是知青后代的姐姐，我再感觉不到任何的温暖。